发布日期：2024-06-08 00:00 点击次数：176
问｜绿茶
答｜马国兴 阿乙 杜君立
绿茶：书房对您意味着什么？请简要谈谈您的书房成长史，它对您的阅读、写作、研究和精神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？
马国兴：书房是我在工作与生活之外的第三空间，它是精神成长的养育场所，也是心灵世界的外化呈现。从小时候开始，直至现在，书与书架都是我卧室的一部分 —— 换句话说，我至今仍没有独立的书房，更没有附属的书斋名之类。涉世之初，不时搬家，连心仪之书也要取舍，遑论书房。扎根郑州，限于财力，只得开发房间的多元功能。闭门就是书房，闭门就是深山，阅读与写作的热情得以延续。
阿乙：一种生活和人生中实在的东西。有点类似某种支撑的东西，必须在那儿，发不发挥作用另说。我出门也会带一本书，否则就会慌神。
杜君立：我是一个全职写作者，书房就是我“工作”的地方。我写的主要是历史作品，需要阅读和查阅大量史料。我没有上过什么大学，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图书馆，完全依靠自己买书来完成相关的阅读和学习。这些年读书写作，不知不觉就积攒了很多书。
我当初买房子，也主要是为了将这些书安置起来。其实一个人睡觉并不需要太大的地方，但书却非常占地方，整个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都是书，但凡靠墙都是书架。因此书才是房子的主人，人反倒像个客人。我最早的房子在郑州，只有五六十平方米，用来住人足够了，但书逐渐入侵了所有空间，后来人就没有了容身之地。前几年用稿费在西安买到了这个大房子，因为是小产权，房子并不贵。现在人和书总算能从容相处了。
阿乙书房
绿茶：我们的一生，似乎都在坚持不懈地营造书房，如果让您形容一下自己的书房性格，会是什么性格？
马国兴：我的书房应该是开放与包容的。如果说它是一部作品，那么最基本的构成元素 —— 书，是不断流动着的，有进有出，这部作品永远未完成。
阿乙：它是一种沉默的压力。像山一样静默地看着你，使得你去听它对你的要求。使得你对它分析自己的不足。
杜君立：我生长在农村，父母都是农民，从我上学开始，家里才有了书，主要是课本。我上中学时，父亲请来木匠，专门为我打造了一个大书桌，我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所有课本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桌上，颇为壮观。
长大后四海漂泊，虽然无论到哪里都要先买一个书桌，但书最终都四散飘零了。直到40岁开始写作，过起了定居生活，书才有了落脚之处。没想到几年下来，书就喧宾夺主，将房子变成书房。我大概有十几个书架，有些是找木工定做的，有些是万邦书店送我的，有些是我亲手做的，我还自己做了两对书架音箱。书房既是我的写作空间，也是我的生活空间。在环墙皆书的小空间里，可以一个人听音乐，可以和朋友喝茶。
人过中年，知足就好，一切都慢了下来。对我来说，写书和读书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如今看来或许也是我的命运。我觉得生活在书的世界就足够了，书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。
绿茶：在您的书房中，哪些书是一直跟着你的？或者说，它一直影响着您？
马国兴：一些关于书店生活的书，一直相伴我左右。比如海莲·汉芙的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，刘易斯·布兹比的《书店的灯光》。这与我曾在书店工作多年密切相关。
2005年6月，我赴江苏、安徽出差，在长途车上，阅毕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正文，我唏嘘不已，及至读完其后附录的老六的《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》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涕泪俱下，旁若无人。其后，我另买了若干册，赠与同好，又提笔作文《寓言：事关远方》，向读者力荐此书。
2008年11月，我赴河南各地市出差，伴手读物是《书店的灯光》。从此书的字里行间，我依稀可见自己的过去、现在，乃至未来。我心神不宁，索性写了篇《不同的书店，一样的灯光》。此文穿插着此书的文字和自己的经历与感受，一定意义上，是我与作者在对话。
随后，我整理了自己的书店日记，并以之为素材，创作《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》系列，起初刊发于《读库》，后来又出版单行本。
阿乙：卡夫卡，昆德拉，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莎士比亚，普鲁斯特，福克纳，乔伊斯 —— 这些是不会错的作家。应该说从不会错。以前加缪也是，现在在淡化。
杜君立：我读书是很晚的事情。年轻时四处奔波，连一个书桌都安放不下，偶尔读书，也是匆匆一翻，曾经有几年竟然没有去过一次书店，而我童年最幸福的记忆就是镇上的书店，那对我宛如天堂一般。
在我后来的日子里，读书和写作几乎是一起展开的，当然读书的时间要多得多。我早期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读小说，这其实是对阅读误解，它让我的认知非常狭隘，所以我后来基本以人文社科类阅读为主，尤其是中国古代典籍，值得反复阅读。
除了很多读书人常见的大众通识类书籍，我书房里的大多数书都是写作所需的各种资料，当然也有一些我个人很喜欢的书。这些书不一定是写作所需，但我很喜欢看，这些多是一些文学类的书，尤其是古典文学。
在我看来，阅读要比写作的乐趣大得多。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读者，其次才是一个作者。因为书都是工业印刷品，其本身价值并不高，我也没有藏书的习惯，以前把很多书看过就送人了，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经典和思想名作，这类书跟秦腔戏一样，常看常新。
作为一个资深阅读者，我认为单独一本书对人的价值也不是很大，但书读多了，互相比较和激发，书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我对此深有体会。此外，只是读书还不够，还要写作，写读书笔记，阅读只有经过消化、吸收、整理才能转化为自身的认知，我这些年写的读书笔记不比正式的作品少，其实我所谓的作品也都是阅读的产物，说是读书笔记也可以。
绿茶：无疑，每个读书人都面临书房过度拥挤的问题，您如何优化和处理书房里的书？
马国兴：卖倒不会卖，也不值几个钱，主要是送人。但送书也是送礼，讲究投其所好，喜欢读书的人也并非来者不拒的，这实在是不好拿捏。所幸老家屋子宽敞，每次回家，可以把一些一时不可能看的书带回去。
阿乙：感谢多抓鱼。我把不要的卖给多抓鱼，再从多抓鱼买要的。另外我会捐合适的书给合适的学校和图书馆。我的书保持较高的淘汰率。我淘汰它并非它不好，而是我精力不够，比如研究印第安人的书，它不在我主要努力的方向之内。一本书在我书房烂着它就是一本死书，流通出去了它才有生机，它知识的种子才可能发芽。
有些朋友赠我的书我也捐给故乡图书室，因为那里流通性好，借阅率高，被看和读的几率高。在电影《青年林肯》里我看到书流通的奇迹一幕：一户人家来到镇上，想买法兰绒，但是没带钱，林肯愿意赊给他们，但他们不想欠这个人情，于是提出马车上有些东西可以交换。在那里林肯看到书籍《英国法释义》。正是通过对这本书的自学，林肯成为律师。
有时我感觉有些书有价值，但放在我这儿我又没工夫看，我就会放在公共座椅上。后来我想这样有可能还是会使它被废弃，因为有可能它被拿去当废纸卖。于是我想到把它捐给图书馆或图书室。因为去那里的都是有求知愿望的人。
杜君立：首先，所有书都是被消费的工业品和商品。从商品角度来看，书本身的价值并不高，买一本书花不了多少钱，比书价更高的是书的存放成本，因为房价非常高（尤其是一线城市）。对于一些大部头的书，我一般都是储存电子书，比如《二十四史》，虽然很常用，但实在太占地方，一套书就要一个书架。
当然，对书的投入中，最高的还是读书成本。读一本书需要长时间专注才行，这个时间成本和专注对现代人来说才是最奢侈的。好在我是职业读书人，可以心安理得地读书。我书房的书不算多，大约有七八千册，这是一个记忆力的极限。我的书都是按开本大小放在高低不同的架子上，读完书就随手放回去。我没有编目录，但我基本上都知道每本书所在的位置，想起哪本书都会马上找到它。这些书我也基本都读过，至少都翻过，知道书的大概内容。
我对书有点实用主义，尤其反对形式主义的藏书嗜好，我觉得它本质上还是消费主义。对我来说，书的价值在于知识，不在于书本身，买书是为了看，读过的书就像喝光酒的酒瓶，长期保存的意义不大。人不必为物所累，对于大多数暂时用不上的书，我一般会放在网上低价卖掉，让书流动起来，这样买新书时也少了书架空间不足的焦虑，对社会对环保也是一件好事。
对于当代读书人来说，书真的很便宜，即使一个业余读书的普通人，也完全可以实现买书自由：如果买了书都会读，那么一个人一个月也要不了几本书，花不了多少钱。
绿茶：可否请您描述或想象一下，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？
马国兴：对书房本身没有什么奢求，只是希望书房所在的家能安稳一些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书到搬时方恨多。话说，我家所在的小区已被房地产商看上，有拆迁的计划，由多层改建为高层住宅。别的倒没什么，可是想想书房里那几千册书的位移与安置问题，我就抓狂。
阿乙：书籍变动流通。但是所有我做过笔记的都留下来。最后用书架留存的书看出自己的志趣和能力水平。
杜君立：传统时代，物力维艰，书都是手工艺品，无论是手抄本，还是雕版或活字印刷书，价格都非常昂贵。在大众教育普及之前，一般人不仅买不起书，要想识字阅读，更是难之又难。中国古代读书人称为“士”，属于社会精英阶层，读书必四书五经，还有琴棋书画。他们营造书房离不开各种清供雅好，个别富豪巨儒更要大兴土木实现千秋书房梦，书房小者称“斋”称“室”，大者称“园”称“阁”。
然而，就像随园主人袁枚在《黄生借书说》中所言：“汗牛塞屋，富贵家之书，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？其他祖父积，子孙弃者无论焉。”如果说书是为人而存在，那么书的意义就在于读，阅读才是书的本质，书房亦然。
想当初，我为了书搬到西安，在这个秦汉皇城遗址上的书房里，每天晴耕雨读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远离手机和网络，心无旁骛地过一种只有自己和书的生活，夫复何求。实际上，一个读书人，追求的是精神世界，对物质要求也不应该太高，能够安心读书就是最大的理想了。
绿茶：最后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书房的归宿问题，您有想过这个问题或有什么解决方案吗？
马国兴：所谓书房的归宿问题，重点在书而非房。人到中年，自然想过那些书的归宿问题。虽然儿子马骁在我们影响下，也喜欢读书，但未必对它们全部感兴趣，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，是在自己有生之年为它们找到适合的归宿。就像《我在郑州挺好的：父子家书（1992—2001）》出版后，我将父亲与自己的十年往来家书全部捐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。此前，我已扫描全部家书及信封留存。我在写给马骁的电邮里说，家书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双重遗产，我们最需要传承的，并非其皮相，而是其精神。
阿乙：人死灯灭书房拆，不如生前为这些书找到出路。
杜君立：我以前做过房地产策划工作，前些年回到关中后，发现这里对旅游业非常倚重，每个旅游季到处都是人满为患。旅游经济之狂热，在自然景区和历史景区之外，这些年又建造了很多人工景区，以民俗村为主，但因为过于同质化，都是吃吃喝喝，最后大都虎头蛇尾，经营惨淡。
如果给一些文化度假旅游项目引进书房概念，像瓦库茶馆一样，将那些与主人离散、无人认领的旧书汇集在一起，用来营造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空间。乐观的话，这不仅能让那些项目起死回生，还能让这些旧书找个体面的去处。尤其是许多作家学者，无论知名不知名，他们身后留下的书房不仅是物质遗产，也是精神遗产；若作为文化遗产汇聚起来，像北京798艺术空间一样形成文化品牌，那样不仅让书和书房有了身后去处，也可以借助商业运营来保持经济上的可行性。
中国自古有敬惜字纸的传统，如今很多书在主人手里如同珍宝，离开主人便被弃之如敝屣，实在让人痛惜。我将这个想法给几个朋友都说过，可惜没有得到太多回应，任何事情都是说者易行者难。
